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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iPhone》:為什麼蘋果不能沒有富士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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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23 14:58: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布萊恩.麥錢特(Brian Merchant)
    加州設計,中國製造   
富士康城是人類其中一個早期創新的巔峰之作:大量生產。170萬年前出現的直立人(Homo erectus)是第一個廣泛使用工具,也是第一個專精於大量製造工具的人種。有些具有創新精神的直立人獵人想出方法,以一種被材料科學歷史學家史蒂芬.薩斯(Stephen L. Sass)稱為「原始版大量生產」的技藝,一次快速敲打數個石核來製作石斧。
要過了數千個世紀,那樣的原動力才漸趨成熟,成為現代的裝配線。
想想另外一間工廠,廠區面積的寬度2.4公里、長度1.6公里,占地149萬平方公尺,內有93棟高聳的大樓,而且擁有自己專屬的發電廠。它僱用超過十萬名工人,每天辛苦工作將近12個小時。總的來說,它是效率與生產上的奇蹟,被形容成是一座「幾乎半自給自足的工業城市」。
不,這間工廠並非2010年代由富士康所經營的工廠,而是福特1930年代的胭脂河(Rouge River)聯合廠區。儘管福特已經被捧為美國工業的英雄,但裝配線的影響力還是很容易被小覷,它被用來大規模生產如今的iPhone和過去的T型車,比起前兩項產品,裝配線這創新之舉恐怕還更具有革新性。就跟大多數的創新一樣,它身上也有些部分是借鏡他人之後,經過打磨、測試,然後推銷給投資人。
奧茲摩比汽車(Oldsmobile)的蘭索姆.E.奧茲(Ransom E. Olds)早在將近十年前就有一條裝配線,之後才有福特把它轉換成那樣的運作模式,只不過福特的系統有不少進步之處。福特最大的創新,也許在於讓效率最大化達到極致的境界。在以工作站為基礎的分散式生產模式中,由每個工人無止盡地執行一項專門任務。這種模式使得汽車這麼複雜的機器,人人都能買得起,也使得今天的iPhone相對實惠(更幫助蘋果創下如此龐大的利潤)。
儘管我們把福特和他的機械化裝配線,推舉為發揮美國式勤奮精神的英雄典範,但它其實發源自某個更為有機的東西:屠宰場。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於1906 年出版《魔鬼的叢林》(The Jungle)一書,其中所描繪的芝加哥屠宰場激起全國眾怒,而同樣的屠宰場對於創建iPhone的生產作業系統卻至關緊要。大約在那個時候,福特的總工程師威廉.克藍恩(William “Pa” Klann)參觀芝加哥的斯威夫特企業屠宰場,在那裡看到了後來被福特形容為「拆解」的流水線,線上有個屠夫會從每一具經過他眼前的屠體上,削下同樣的切片。
「如果他們能這樣屠宰豬隻、牛隻,那麼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建造車子。」克藍恩說。福特的工程師們也去參觀製造空氣煞車器的西屋鑄造廠,根據歷史學家大衛.霍恩謝爾(David Hounshell)的說法,該鑄造廠「早在1890年便使用一種輸送帶,將鑄模運送到定點。」克藍恩回憶:「我們在鑄造廠看到這些輸送帶,想說:『它為什麼不能用在我們的工作上?』」這項觀察衍生了如今臭名遠播的生產流水線,掌握反覆作業與精心計畫的威力,終於在1930年代做到每24秒就能讓一台T型車下生產線。
而基本上,這就是中國今天的製造現況,儘管其擁有更為龐大的勞動力,涉及的人力作業也更為錯綜複雜、精巧詳盡。想想看:蘋果在2015年第四季賣出4,800萬支iPhone。每支手機都是由一個人,或毋寧說是好幾千個人,以手工組裝起來的。截至2012年止,製造一支iPhone需要用到141道工序和24個工時,到了現在有可能會更高。這表示以非常保守的估計來看,工人們在三個月內,花了11億5,200萬小時來拴緊、黏合、焊接、拼裝iPhone。考慮到有大量的手機,有時甚至高達半數以上,因為不符品質標準而遭到報廢,說不定所需的工時還更多呢!
我們在採訪過程中,不時聽到1,700這個魔幻數字:負責操作打印機或檢查螢幕品質的工人,說那是他們一天平均工作12個小時,被要求應完成檢查的數量。從負責清潔手機的工人口中,也說出同樣的數字。而成品測試小組的工人們,則說他們一天內要共同負責大約3,000支手機(每個人每個月賺大約2,000元人民幣)。換算下來,一小時要做超過兩百支iPhone,一分鐘要做超過三支。
這是一場艱難的製造壯舉。以營收來看,富士康是世界上最大的電子代工廠,也是第三大科技公司,年營收1,318億美元,其中絕大部分拜iPhone的訂單所賜。專門零件仍然在其他國家生產,譬如處理器來自美國,晶片和顯示螢幕大部分來自日本與韓國,陀螺儀來自義大利,電池來自台灣,不過,這些零件無可避免都要運到中國,組裝成一具無比複雜的生產線聖戰士。而富士康及其競爭者們,對於蘋果這種美國企業來說之所以如此誘人,是因為它們擁有以堅決無情的效率駕馭這複雜性的能力。
2011年,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邀請幾位矽谷巨頭共進晚餐。賈伯斯自然也是座上賓,他在談到海外勞工時,歐巴馬插話了,他想知道如何才能把工作帶回美國本土。賈伯斯說了一句名言:「那些工作是不會回來的。」不單是因為海外勞工比較便宜(確實如此),也是因為那裡的勞動力具備滿足蘋果製造所需的龐大規模、勤勉和彈性。
      
《紐約時報》對所謂的〈蘋果經濟學〉(iEconomy)進行調查報導並贏得普立茲新聞獎,該報導引用一位不具名的蘋果高官的話,說蘋果把製造放在海外的真正原因,並非著眼於便宜的勞工;有些分析師估計,在美國製造這些手機,只會讓每支機子的人工成本提高10美元而已。所以他們之所以留在那裡,並不是成本,而是因為廣大無邊、技術純熟的勞動工人,還有關聯產業已經在深圳形成環環相扣的生態系統。你可以招集成群的工人,快速組裝一支新的原型機以供測試,或是為了即將出貨的大批產品而敏捷地進行原本費力的調整。零件可以快速取得並護送到生產線上。假使蘋果在最後一分鐘對iPhone的設計做出改變,例如在鋁製外殼做一個更動,或觸控螢幕改一個新版型,富士康轉眼間便能招集數千名工人,加上幾百個工業工程師來負責監督。
《紐約時報》舉了如下的例子:
接下來的問題恐怕是:以「令人歎為觀止」的速度組裝我們的手機,為什麼這麼重要?
這個問題有各式各樣的MBA級答案:無疑地,它賦予蘋果一種營運優勢,能一聲令下便馬上招集這麼多人力來大量製造一項新產品或零件。迅速的流程使出貨更緊湊,讓蘋果能更靈活地做出契合需求的產品,或甚至更有效地操縱稀少性,也能避免累積多餘存貨。它便宜、有效率、快速,也貼近蘋果酷愛保密的天性:一項裝置待在生產線上的時間愈少,消息走漏出去的機會就愈少。
這些優勢的金錢價值非常可觀,不過,說到底,這種有彈性的大規模作業,和可以在美國本土運作、比較傳統的組裝線比起來,所累積下來的差別就是把一支新手機快一點送到你手裡,而且賣得便宜一點。代價是成千上萬的生命因為最後一刻訂單、軍事化的工作環境和無止無盡的超時工作,而落入悲慘的境遇。這不盡然是蘋果的錯,不過絕對是勞動力全球化的副作用。蘋果確實是最後一個把製造移往海外的大型科技公司,過去幾十年,它向來吹捧自己是真正的美國製造。
庫克這位供應鏈奇才,靠著此一強項在蘋果平步青雲,他本身即是推動驚險生產的重要推手,而消滅存貨便是其中一個由他發起的新措施。今天,蘋果的整個存貨每五天就周轉一次,意思是每支iPhone在一個工作週內就可以離開中國的生產線,登上貨機,再送到某個消費者手中。
自從iPhone大流行以來,再加上iPad及競爭者的智慧型手機和平板的興起,富士康已經擴張到全中國,並設立不少新工廠。龍華廠區有可能仍然是最大的單一廠區,不過今天,在中國大陸比較貧窮的偏鄉地區鄭州,有一座新設施是最大的iPhone製造廠,根據《紐約時報》一篇2016年的調查報導,如今被當地人稱為「iPhone城」的鄭州廠,一天可以量產50萬支手機。同時間,富士康也在跟印度政府談判,打算把iPhone的部分製造作業遷往人口數排名第二的國家;該公司已經有工廠在更遙遠的據點營運,譬如捷克和巴西,並且正在考慮採取更多這類做法。據說,富士康正在建造一隊所謂的Foxbots,也就是製造iPhone的工業機器人,最後可能完全取代人力。
凡此種種作為,都能讓富士康維持住低工資水準,但在此必須指出,它的工資還是比其他製造廠高。裝配線已經演進到如此地步,令人頗為咋舌。福特在1914年開始付給他的工人一天五美元,此事家喻戶曉,他說他認為員工應該要能夠買得起自己製造的T型車。(當然實情不完全如此,他提高工資前,遭遇到嚴重的人員耗損問題,由於人們厭惡無聊的重複性工作,每年的離職率高達370%。)
儘管iPhone只是一具手持裝置,而非一輛車,但製造它的員工可就沒有這個福分。假使一個iPhone工廠工人想要買他大部分清醒時間都在組裝的產品,必須連續工作幾個月不吃不喝才行,不然就得去黑市買。
以上海iPhone工廠外面那家稀奇古怪的小店來說吧,店招上寫著和碩市場。沒錯,你可以在這裡買到iPhone,可是手機恐怕不是來自隔壁的超級工廠,而大多來自世界各地。有一家店的老闆告訴我,他有個同事從美國買iPhone回來,這樣他就可以避開進口稅,用比較低的價錢賣出。
讓我們稍微沉澱一下。無數的零組件全都從世界各地流向中國:玻璃來自肯塔基州、感應器來自義大利、晶片來自中國各地,當它們終於齊聚一堂,就在這裡,在和碩的超級工廠裡,一點一滴地拼裝成iPhone這萬中選一的裝置後,被包裝起來送上貨機,動身前往美國。到了美國,它們被上架到一間蘋果直營店,然後被某個有生意頭腦的中國同事以美國價格買下,再一路運送回上海,就在離它們的製造地真的只有咫尺之遙的店裡,而這是實際組裝iPhone的工人可以買到最便宜新手機的方法。我問賣家,對於這支iPhone是在60公尺外的地方被製造,但他卻必須從美國把它買回來,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不得不,」他說:「為了做生意。」確實,他的價格比隔幾個攤子那個經過正式管道向蘋果進貨的賣家,低了將近100美元。
這在上海並非少數現象。我們去市中心一家銷售精品、品牌服飾和高檔玩具的超時髦購物中心參觀,裡面有幾間小店宣傳自己是蘋果門市,他們甚至有白色商標和極簡風的淺色原木桌。可是那裡的銷售員公開承認,他們不是向蘋果進貨,甚至不是跟蘋果的正式經銷商買的。他們也說,大部分iPhone都是從美國進口的,其中有個人說他有海外留學生的人脈,會幫他把手機帶回中國,不然就是尋求其他管道。有個男人告訴我,他在富士康的蘋果製造廠有內應,可以供應他從卡車上「掉下來」的手機。大家都是這樣做的,他們這麼說,顯然沒打算花力氣遮掩他們的運作模式,而他們的據點就在離上海最大地鐵站僅僅一兩個街區的一間富麗堂皇的購物中心裡。他們甚至承認,身上襯衫印著蘋果授權經銷商字樣,也只是展示用。
「大家都想要蘋果,所以我們才這麼做。我根本不喜歡iPhone。」一位經營這種蘋果門市的蕭姓老闆這麼告訴我,說他完全不擔心被蘋果發現。「對中國人來說,他們課了iPhone兩次稅,第一次是在深圳製造的時候,第二次是跨邊境銷售的時候。沒有道理。」一支新的16GB iPhone6s在中國要價高達6,000元人民幣(大約1,000美元)。若沒有翻新手機或黑市手機的買賣,中國的勞動階級沒有幾個人買得起iPhone。
「大家都想要一支,」姜姓裝配線工人告訴我:「可是公司裡沒有員工價,所以沒人買得起。」幾乎每個跟我們談過話的工人,都真的很喜歡iPhone,只是負擔不起。事實上,只要問到他們有沒有iPhone,對方的反應通常是笑出聲來,然後說:「當然沒有了。」
跟福特工廠不一樣,中國的組裝工人一天賺10到20美元(以2010年代的幣值來看),買一支最便宜的新iPhone得花上相當三個月薪水。別忘了,很多工人除非加班,否則賺到的錢幾乎不足以維生。因此,事實上他們必須省吃儉用一整年才能買到一支iPhone,所以沒有人有。我們從未碰到任何一個組裝iPhone的工人,擁有他或她每天製造出的產品。
相關書摘 ?《解密iPhone》:毒性殖民主義?電子廢棄物的全球之旅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解密iPhone》,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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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布萊恩.麥錢特(Brian Merchant)
  譯者:曹嬿恆
「這是一本令人傾倒的書……麥錢特啟程前往全球各地,從加州的設計工作室,到南美洲的礦場,到中國的工廠,訴說這台指標性裝置背後的人文故事——那破碎的婚姻,那失去的生活。你再也無法以同樣的眼光看待手中的iPhone了。」
  ——丹.萊昂斯(Dan Lyons),紐約時報暢銷書作者
你在展讀本書的同時,可能iPhone就在你的手邊。不過,在賈伯斯(Steve Jobs)把這台他所謂「萬中選一」(the one device)的裝置介紹給我們之前,手機只是你用來在路上打電話的工具而已。
如今,iPhone上架十年以後,我們的手機是我們的生命線:是我們獲取資訊、溝通、娛樂的主要來源,是我們與工作的接口,是我們與所愛的人的恆常連結。
iPhone如何改造我們的世界,把蘋果公司(Apple)變成史上最有價值的企業?資深科技記者布萊恩.麥錢特(Brian Merchant)獨家採訪創造iPhone的各階段引航手,揭開你無法從蘋果口中直接聽到的內幕故事。
   
iPhone串起人類古今中外的重要時刻,本書更是一部現代人類科學、技術、歷史、商業與文化的精華總和。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羅元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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